千人之諾諾,不如一士之諤諤

編輯日期:2016-02-19 17:17??來源:中國紀檢監察報??作者:佚名

       一些領導干部因違紀違法受到處罰,幾乎都談到班子內部監督不夠,說沒人提醒我,如果當年有人咬咬耳朵,也不至于犯這么大的罪。小問題沒人提醒,大問題無人批評,以致釀成大錯,正所謂“千人之諾諾,不如一士之諤諤”??!
——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專題民主生活會時的講話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  “千人之諾諾,不如一士之諤諤”,見于《史記·商君列傳》,是戰國策士趙良對秦相商鞅的諫言。趙良要投入商鞅帳下,提出了一個前提條件:“終日正言而無誅”,換句話說,就是整天說真話但不被打擊報復。趙良還舉了前代的兩個典型例子,周武王身邊不乏諤諤之士,最后能夠成就大業;殷紂王周圍都是趨炎附勢之徒,最后亡國亡身。商鞅欣然接受了這個條件,并且進一步引申出“貌言華也,至言實也,苦言藥也,甘言疾也”的道理。不過,后世對此理解最透徹的,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徵了。
  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徵的關系,好比齊桓公和管仲的關系。魏徵是當年隱太子李建成的洗馬,還曾經勸李建成早點干掉李世民。他能夠在刀光血影的玄武門之變后全身而退,并且得到昔日仇敵、今朝新君的圈子得到重用,最應該感激涕零??蛇@個魏徵偏偏不招人待見,屢犯龍顏、逆圣聽,給唐太宗來了個《十思疏》,條條框框地耳提面命,一點沒有擺正自己的位子。身為諫官,大面上提提意見也就罷了,偏偏還要事無巨細。唐太宗要把中男以上十八歲者納入兵役,魏徵死也不肯簽署,還當著百官的面據理力爭,說出一套“竭澤而漁、明年無魚;焚林而畋,明年無獸”的道理來,逼得唐太宗收回成命。朝堂之上也就罷了,偏偏還管帝王家事,連太宗嫁女兒陪多少嫁妝,對某個皇子表示一下恩寵,這些百官都不過問的私生活,魏徵卻要多事,說什么于禮不合之類,常整得唐太宗面紅耳赤下不來臺。
  莫說文治武功,就論從諫如流的容人之量,秦始皇以來的帝王中找不出第二個可以同唐太宗比肩的。饒是如此,魏徵依然不依不饒,整天圍著皇帝耳朵邊不斷提醒他注意納諫:說得好您要聽,說得不好您也要聽,水平高的要聽,水平低的也要聽,不然大臣們誰敢說話呢?有一次更是直截了當批評:您現在納諫態度可不如當年了,貞觀之初您求諫若渴,唯恐人家不說話;后來也能高興地聽從諫言;現在依然納諫,但經常流露出不高興的臉色,讓臣子們都看在眼里。身邊有魏徵這么一個家伙,要是一般人恐怕連上朝的興趣都沒有了。
  唐太宗也不是沒有怒過,一次退朝之后到長孫皇后那里撒氣,嚷嚷著要把這個“鄉巴佬”給辦了。虧得皇后賢明,穿戴好典禮才用的正裝,向皇帝下跪道賀他得到一個忠臣,這可是圣君的標志,才使得唐太宗轉怒為喜。魏徵去世之后,太宗親自祭奠,并留下了那段傳頌千古的“三鏡論”:以銅為鏡,可以正衣冠;以史為鏡,可以知興替;以人為鏡,可以明得失。魏徵就是第三面鏡子。貞觀十八年太宗征高麗失敗后,感慨“魏徵若在,不使我有是行也”。
  中國文化講求反求諸己、退恭自省,既要每日三省吾身,也要見賢思齊,向他人學習,虛心接受批評,從而正心修身、不斷進步??鬃又鲝埲诵斜赜形規?,痛恨上下左右逢源的鄉愿,尊敬像楚狂接輿、荷蓧老人這樣的狂狷之士。他心目中理想的社會關系,是君子之間的和而不同、比而不周,而非小人之間的同而不和、周而不比。進入政治領域,理想的君臣關系,就是“君事臣以禮,臣事君以忠”。
  能否廣開言路,接受建議,常常決定一個朝代的盛衰。我們的中學課本中就學過《戰國策》中“鄒忌諷齊王納諫”的故事,歷朝歷代這方面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。周厲王不聽召公諫言,還要止謗路人,最終民怨沸騰,沖垮了周王朝的堤壩。秦二世時趙高在朝堂之上指鹿為馬,滿朝公卿唯唯諾諾,少數說真話的人被一一清除,秦二世周圍再無忠臣。官渡之戰,袁紹拒絕田豐、沮授等人的逆耳忠言,曹操則廣招賢士,虛心求教,連袁紹手下的謀士許攸也為曹操所用,最終擊敗袁紹一統北方。同樣是曹操,在接下來的赤壁之戰中卻一意孤行,敗走華容道后痛哭謀士郭嘉早死,致使身邊無人勸諫自己糾正錯誤。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,在《仿連珠》一文中,提出了“觀于明鏡,則瑕疵不滯于軀;聽于直言,則過行不累乎身。”唐太宗的“三鏡論”也許就脫胎于此。
  不怕有人說錯話,就怕有話都不說。大凡成就大業者,往往虛懷若谷,從內心深處愿意傾聽不同意見。明代大儒王陽明主政地方,出巡時讓衙役打的牌子不是常見的“肅靜”“回避”,而是“求通民情”“愿聞己過”,一時傳為佳話。
  有國外人士認為,中國共產黨有穩定的領導層,也有龐大的民眾基礎,具有“縱向民主”的特點——通過上下互動交流,個人平等參與組織活動,基于理性討論達成有效共識,從而采取集體行動。從歷史上看,中國共產黨歷來反對“誰人背后無人說,哪個背后不說人”的庸俗哲學,主張有話放到臺面上說,以當面鑼對面鼓的批評求得肝膽相照的真團結。無論黨內還是黨外,都盡可能廣泛地傾聽意見,了解真實情況,保證決策的科學性和正確性。我們黨對待批評的基本態度,是就事論事,對事不對人,實事求是,分清是非,最忌從恩怨、得失、厲害、親疏出發看事待人,用人為的芥蒂把意見和分歧推向工作的反面。延安時期,開明紳士李鼎銘提出“精兵簡政”的建議后,不少人懷疑其動機不良,但毛澤東同志從人民利益和實際需要出發,以誠相待,將這個辦法稱為“改造我們的機關主義、官僚主義、形式主義的對癥藥”,帶頭進行充分的民主討論并通過了精兵簡政政策,對陜甘寧邊區和敵后抗日根據地戰勝困難、提高工作效率起了很大的作用。1949年革命勝利前夕,毛澤東同志講到黨委會的十二條工作方法,強調黨委書記要當好“班長”、要把問題擺到臺面上來、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,這些思想歷久彌新,體現了共產黨人的胸襟氣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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